中国法学家论坛是中国法学会主办的最高学术论坛。自２００５年６月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本届论坛分别围绕“法治中国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法治保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公正司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法治保障”“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专题展开。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备受社会关注。当前，哪些改革已经取得成效，哪些尚未落地、亟待推进？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财税体制安排在国家治理的总棋局中，它是一个最具‘牛鼻子’效果的要素，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高培勇表示。 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提出了三大改革任务：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方案出台一年多来，不少改革举措开始落地，效果正在逐步显现。特别是以新预算法正式实施为标志，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营改增全面推进为主线索，税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涉及预算和税制领域的改革内容，既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包括实施路径和具体举措。有些内容，甚至细化到了预决算的编制方法，以及税种构成要素等层面。”高培勇认为，正是改革总体方案“细”与“实”，在实际推进中“落地率”就比较好。 比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花钱不到位和“乱举债”的问题。税制改革有序推进，营改增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业、电信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行以来，2015年全国征收煤炭资源税333亿元，同比增加185亿元，增长125%，减少涉煤收费基金366亿元，总体减负181亿元。 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为服务业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向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税收增长23.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增长21.2%，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税收增长19%。GDP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税收占比达54.8%，比第二产业高9.7个百分点。服务业快速崛起，撑起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今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这意味着全年减税力度将达到几千亿元，对企业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高培勇认为，为了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中央决定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以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彰显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与担当。 “当前，深化财税改革最亟待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的，当属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高培勇指出，迄今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尚不够均衡，有别于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在改革实施层面取得的实际进展，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 高培勇认为，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之所以相对滞后，同改革内容设计不够详实具体相关。就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两个主要线索而言，无论是“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还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其内容都是比较笼统的，基本停留在总体规划层面。至于具体该如何去做，则没有进一步提及。 比如，究竟哪些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属于区域性质、该明确为地方事权？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属于跨区域性质、该明确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显而易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些问题都是躲不开、绕不过的，必须要搞清楚。 “还应当看到，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三方面内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统一体。如果一个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不能与其他两个方面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则会影响改革的总体效应。”高培勇表示。 事实上，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相对滞后，已经对财税改革的整体推进产生了“瓶颈”效应。作为税制改革中的一条主线索，营改增直接牵涉到地方主体财源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和调整非权宜之计，应建立在体制性安排的基础上。还有，作为预算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政府性基金预算等非一般公共预算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当然要牵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尤其是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属于重大利益分配，也要建立在体制性安排的基础上。倘若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相对滞后得不到及时扭转，本应发挥的“牛鼻子”效应有可能变为“拖后腿”效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高培勇认为，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都属于央地财政关系调整范畴，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需要扎扎实实落实到位。 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高改革“落地率”？日前出台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和样本，很多地方值得借鉴。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发布的方案，是在发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的前提下，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理顺征管职责划分，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现代化进程。 国地税两家是“合作”非“合并”，意味着国地税机构分设的格局不会变，这给广大税务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稳定了“军心”；国地税机构分设，也意味着中央与地方是“分税”非“分钱”，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不会变；国地税机构分设，还意味着要更好地发挥“两个积极性”非“一个积极性”，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基调不会变。将三个层面的内容相互贯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这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基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进行的，是下一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的序曲，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更离不开地方上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创新和竞争力。”高培勇认为，突破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籓篱，应当从凝聚共识入手，不能以伤及地方积极性为代价。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有利于完善地方税体系，改变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权和收支平衡权长期“缺位”状况，从根本上解决“打酱油财政”——给什么钱、办什么事，或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问题。 “把央地财政关系调整落实到位，已经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缓。具体操作方案应取得地方政府的广泛认同和积极配合，在中央和地方的有效互动中最终形成。毫无疑问，这项任务异常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高培勇说。（记者 李丽辉）根据《关于对违法违规建设生产煤矿博亿堂手机客户端联合惩戒的通知》，有关部门（机构、单位）依法依规对违法违规建设生产煤矿予以处罚，并对煤矿或所在企业集团在项目核准与淘汰落后产能、确定采矿权出让或土地供应、融资、民用爆炸物品和电力供应、政府性资金支持、铁路运输、市场监管等方面予以限制。
韩秀成说，中国经济正处在重要转型期，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各界的共识正在加大，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等让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未来几年，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只有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才能更好更高效地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服务。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杨维汉）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既要经济发展，又要青山绿水，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心声。19日，由新华网主办的“2015‘碧水蓝天’中国环保高峰论坛”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华林、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巡视员石秋池就中国如何应对生态环保新挑战谈了各自的看法。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但是工业发展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工业仍然是消耗能源资源和产生排放的主要领域。”高云虎说，“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工业博亿堂手机客户端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高云虎透露：“我们正在组织编制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要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专项技术改造，开展绿色低碳产业化示范，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水平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源防治专项计划。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建立起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绿色制造体系。” 高云虎说，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既要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也要积极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同时要努力提高绿色产品质量，扩大绿色产品供给，提升绿色产品在大众消费领域的竞争力。统筹考虑企业节能、节水、节电及减排治污成本，大力推动及时先进、节能环保效果突出，应用前景广阔的绿色工艺和装备，加快实现绿色生产，引导绿色消费。 “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关键时期，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现在我们要靠改革和创新。”赵华林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这都是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变化。环境和经济发展，既是矛盾的又是对立统一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决定了环境保护的程度。” 在经济新常态下，赵华林认为，“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要实现“从污染物总量控制为主向环境质量改善转变”“从控制污染物的增量为主向削减存量为主转变”。 同时，赵华林提出，保护生态环境一是要用法律守住底线，要建立规范、严密的环保法治体系；二是用制度划清边界，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三是建立全面有效、标本兼治的环境管理体系；四是用政策催生动力，建立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支持体系；五是用公民权利激发环境活力，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事情，要让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要。石秋池介绍，国务院近期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05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正在以水为核心，对生态保护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 “国家将以总量控制为核心，推进用水方式的转变。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最重要的目标是转变人们的用水方式和用水思维。”石秋池说，“转变用水方式、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污水排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国家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最新要求，就是要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资源付出的代价。” 石秋池表示，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落实到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等各项工作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环节中，通过优化城市水系格局、统筹防洪排涝、改善环境、供排水格局、生态与景观，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变成一个个政府的工作目标和指导思想，变为安全、宜居和人水和谐的优美环境。
评论：让上了“博亿堂手机客户端”的人寸步难行
